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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发布时间:2016-05-16 | 文字大小:【大】【中】【小】 | 浏览量:5053
2016年改革“攻坚年”,最大主题就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然而,中国式“供给侧改革”推进并不顺利,面临一些制度、结构障碍和系统性压力。那么,供给侧改革症结在哪儿?
医生看病强调“对症下药”。辩证法也主张,要善于抓主要矛盾,追根溯源,找到症结,药到病除。道理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2016年改革“攻坚年”,中国总供需“结构性失衡”导致“供需错位”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最大障碍。因此2016年最大主题就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如果用一个公式描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即用改革推进调结构,减少无效低端供给,扩大有效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适应性、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启动内需,打造新经济动能。
然而,中国式“供给侧改革”推进并不顺利,面临一些制度、结构障碍和系统性压力。那么,症结在哪儿?
症结一:“减税”并没有成为“供给侧改革”重点内容
“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虽有“降成本”,但并未明确把减税作为重点。2016年以来政府一直提倡减税,但各地方政府“调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等减税政策措施力度不大,没能触动财税制度,导致这种“挤牙膏”式的减税效果几乎微乎其微。
症结二:国企改革和国有银行金融体系缺陷,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杠杆”变成“水中月、镜中花”。
现行金融体系自身不可避免创造过量债务,驱动了金融繁荣和泡沫破裂,导致信贷过度扩张三个动因产生:房地产、贫富差距扩大、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加剧”。
产能过剩和债务积压产生的根源是国企和国有银行。由于体制缺陷,国企难以对市场变化做出灵活反应,加上“预算软约束”,真正产能过剩国企也很难退出。即便成为僵尸企业,国企仍然能够从国有银行获得输血。国企改革理应成为供给侧改革重点,政府推动国企“实质性改革”信号很弱。
如果不从体制上消除产能和债务积压根源,供给侧改革恐怕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症结三: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换未被列入“供给侧改革”核心。
政府过多的公共政策管制严重束缚了国资央企创新、经济活力。尽管政府称提前完成减少1/3审批权目标,但社会并未有明显“获得感”。简政放权背后意味着裁撤臃肿的官僚体系,必然招致既得利益群体强力阻扰。如果不进行大规模减税、简政放权,实质性推进国企改革、国有银行金融体制改革,不以更大勇气推进,供给侧改革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毋容置疑: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政策方向当然是正确的,的确找到了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法宝和路径。
问题症结是: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公共政策约束,归根结底是要对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政府公共政策体系进行一场根本性变革。这也是国资国企、供给侧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供给侧改革究竟能落实多少?
最大症结在吏治。十八大以来,反腐高压、简政放权双重挤压下,官场出现了“不作为”的“新常态”。种种迹象表明,官员不作为已经成为推动供给侧改革最大障碍。“去产能”、“去杠杆”意味着会出现企业破产、裁员,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意味着官员仕途的巨大风险。国有银行同样缺乏动力,一旦去杠杆,银行不良资产势必激增,这是银行高管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总而言之,真正化解“供给侧结构改革”症结做有效办法就是大规模减税。轻税薄赋、减税本来就是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中国现行减税政策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此外,还必须解决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源国企改革和国有银行金融制度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推进供给侧改革难点最大症结是体制惯性下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方式、政府职能转变。“供给侧改革”要善于借鉴美国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主义精粹,摒弃凯恩斯主义,大幅度减税简政放权,避免“日本式货币刺激”引爆房地产泡沫惨痛教训,引导中国经济走上繁荣复苏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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