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在120年前，一场甲午战争让东亚风云变幻，也让中国长期陷入外患与内乱的动荡之中。100多年来，中国走过一段非常崎岖的现代化历程。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恢复其历史地位，更带动东亚与世界秩序的重组。这个历史大趋势的端倪近来日趋明显。

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对所有东亚国家的知识精英而言，2l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和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这个功课做不好，东亚国家将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

解读“中国兴起”要有大历史观

过去300年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引导作用，可以和中国兴起相提并沦。第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前两个事件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秩序，后两个事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十月革命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美国崛起的影响更大，其完成了英国、西班牙、荷兰都不曾完成的霸业，在生产贸易、军事安全、货币金融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建立起“一元化”霸权。

与上述四个历史分水岭事件相比，中国兴起的历史意义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巨变。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广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减贫，它的发展模式震动了西方。中国的高速增长恢复了其曾在东亚和世界的地位，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对东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启动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实现最大幅员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广裘的地理范围，进行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表现，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的话语控制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抉择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时，可以有一个更宽阔的思考与选择空间。

解读中国兴起一定要有大历史观，否则根本看不清楚。为什么我选择用“兴起”而不用“崛起”?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GDP就曾超过全球经济体系的四分之一，曾经一度达到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恢复它昔日在东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而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关键成员。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兴起是“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大故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大故事就是20世纪后40年到21世纪的目前为止，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轴。现在欧洲面对的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脉络里面，全球生产力重新分配与财富重新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格局的变化。

三百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中心快速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己经起了剧烈的变化，不会真正永远保存在那儿。一本名为《后美国世界》的书探讨了这个历史大变化和大趋势，书中说，当前的历史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次是西方世界崛起;第二次是美国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

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IMF与世界银行等。以前这些机构相信自己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知识，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如何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这种支配地位如今发生了剧烈变化。也正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世界银行才可能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

中国未来的世界角色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首当其冲，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中国却保持了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很多指标一举超过美国，包括制造业总产值、能源总消费、汽车总销售，还有技术专利数量等。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军事支出，目前中国军事支出仅占美国支出的22%左右。大约在2025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可能超越美国。不论政治、经济、军事与国内社会结构，未来十年内中国都会发生重大转变，它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角色也会出现重大变化。

全面理解中国的兴起，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精英远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或知识匮乏?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更多的是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样的认知基础却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然而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资讯，那些先入为主、形成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架构将无法形成真正客观的理解。

有人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奇迹”，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成长，事实上，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1860年内战以后的快速崛起，更超过了19世纪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化速度。

从来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像中国那样以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超级式、跳跃式的升级。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并横跨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产业。很多学者希望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可以和中国大陆形成“垂直分工”，但这个选项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生产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产品;同时，它也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其他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中国品牌的通信设备与交换机，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厂相竞争。可见，中国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又继续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保有一席之地。

中国正以最怏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关键：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14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从平均关税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庞大的跨国资金。中国企业正在参与跨国金融，并直接发展了21世纪水准的通讯和基础建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它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从2008年以后就一举超过美国，然后一路领先。未来几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若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意味着它将稳居带领全球经济扩张的龙头地位。根据《经济学人》估计，2015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量的30%，将源于中国的贡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计为1.2兆美元，相当于2015年印度生产总值的一半。也就是说，中国每两年就成长出一个印度，这个新增的总量也超过亚洲其余国家GDP成长的总和。

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的快速兴起是如何办到的?简单地说，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

第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公有化，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社会最基层。在此期间，中国还建立了非常时期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上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也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而到2014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发展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中国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满足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第二是“规模大”的优势。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关键性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地区也很难建构一个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严格说起来，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美都有巨型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而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目前来看，只有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在跨国公司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了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与科技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次不齐，有一些已经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一些还很落后，然而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它要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迅速，无论是航空母舰、隐形战机、核能电厂、智慧电网或是高速铁路都是一样的。

日本学者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认为东亚可以形成一个“垂直分工体系”，日本是领导者，跟着四小龙，再后面则是东盟。但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自己内部就可以产生雁行效应，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中国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分成几个不同层次，因为中国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成本、土地价格等。在提升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就像接力棒一样，可以延长中国经济成长的高峰期。

第三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这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

当中国要安装一个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一举跨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然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曾经输给韩国和西欧，但却最早布局了第四及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服务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已经冲到世界最前沿。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6.23亿，成为全球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已站在网络科技革命时代的前端领域，包括电子商务、网络金融、4G移动上网、云端运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都出现万丈雄心，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进高铁技术，吸收了国际上所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当时引进了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等产品技术。经过十多年消化整理，中国开始向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自主研发体系迈进。由于庞大的经济规模与地理幅员，让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的技术享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高铁的研发单位每隔几年就推出新一代动车组，技术质量不断提升，并快速向百分之百国产的目标迈进。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例如东北的高寒地带、新疆的沙漠地带运行的防风沙动车，国外都没有尝试过。由此中国积累了很多技术，营运与维修的经验。这些是德国、日本或法国无法相比的。这就是典型的蛙跳式技术更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2009年已经逐渐摆脱“山寨”阶段，快速跃升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定制化生产者。当制造业进入虚拟化时代以后，数位自动化控制技术将普遍运用于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全面降低产品定制化门槛。

小订单与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边际成本将逐渐趋同。所有个人创意才能都可以被释放出来，完全不需要大型组织充当媒介，人人都可以成为“创客”，设计工作可以完全数据化，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来连接愿意接单的生产者，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供应链资源。专家预言，未来中国将成为满足全球“创客”订单需求最大及最完整的生产基地，这也意味着这一波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升级，即将在全球掀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仍有待完善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在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体制的重要特征，一方面通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材料、市场供需及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多种所有权并存，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国有企业主导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同时，中国不会轻易跨出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一步，因为这将导致农民丧失土地，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班班可考。所以这并非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在发展中不断修复社会分配不均问题，追求平衡发展，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一些措施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农业税，对农村医疗和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进行全面补贴，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化。中国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的当代民主所欠缺的。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观察重点应该在于其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提升治理能力。

一是能否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集体领导与监督机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反复出现的个人独大，以及由此导致的继承权危机和腐败。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在中共体制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它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工作，各自有分工，最重要的决定寻求达成共识。各级政府和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

二是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共产党最关键的任务是建立完善的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和能力的人，能够在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并受到监督。中国虽没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但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完全可以摸索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选任机制。

三是建立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让地方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更大能动性的机制。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与体系，控制着军队、银行、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同时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又像是联邦制的国家，省一级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在实践上体现着联邦制的特色，各地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实验创新。这些也都是中国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许多机制，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中国长期维持“一党执政”体制，不可能没有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享”，而不是“民治”;是“民心”，而不是“选票”。这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本”，其实也是一种精英政治形态，试图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的基础。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当时的气氛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势已去，中国经济转型危机重重。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波舆论也明显退潮。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堀起，美国是否能坐视中国做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随着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一波舆论很快也成为昨日黄花。

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焦点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有关焦点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

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专政机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主权国家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它们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去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经对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走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来源：文— 朱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