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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发布时间:2020-01-08 | 文字大小:【大】【中】【小】 | 浏览量:7335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发展规划是引领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向、重大项目布局的重大纲领性文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第14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即将开始。根据仁达方略团队的测算,在人民币汇率不发生幅度贬值的前提下,我国大概率将于2022年前后跨入“世界银行”分类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换言之,“十四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所以要做好十四五规划,首先不是按照传统的手法,对政策、环境、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进行一个把握即可,而是要洞察一些可能掀翻当下趋势的力量,既会深刻地改变当下,还会持续地扭曲和拉动未来的系统,可以说以下这12个具有破坏性因素的理解和掌握,恐怕是做好十四五规划不得不面对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一、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增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十四五期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不利因素增多,发展的难度和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按照康波周期理论的划分标准,第五轮经济周期的驱动因素是信息技术,从1991年开始算起,到2007年为繁荣期的结束和衰退期的开始;从2007年开始进入衰退期,2017年起,世界进入了萧条期,萧条期通常有10-15年,所以2020-2025期间全球将处于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都是全球经济下行期的常见现象,这将进一步阻碍全球经济的复苏。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竞合逐步走向竞争,美国国内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力量,遏制中国崛起。2018年开始的美中贸易摩擦只是表象、是开始,美中贸易摩擦将逐步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和人才交流中断等全面升级。
“一带一路”走到今天,慢慢的要形成很多可见的项目,可以说越是这个时刻“一带一路”越会面对尖锐的破坏力量,“一带一路”越是呈现它光明的前景。同时也对应着央企意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政府面向世界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也是国企履行国家行为,支撑国家战略当中的应有之义。同时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也也会成为央企的一个获利之道。当然,民营企业社会资本也必须意识到自身可以以更合理的结构介入到“一带一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一带一路”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所锤炼出来的中国工程,所构建出来的中国与国际资本的合作模式,也会随之展开。“一带一路”除了基建合作、产能合作、解决各个国家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之外,势必也会成为一次将中国模式更好地融入到各个国家当中去的机会。
过去由西方为主,以产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自贸协定为基础,各个国家逐步开放自己的大门,以关税大门为支撑的全球化,走向了更新意义上的全球化。那就形成了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退缩和单边主义,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形成了维护多边主义国家之间对多边主义维护、驱动和促进全球化的力量,因此全球化的风化是此轮规划的一个大背景。青山压不住,毕竟东流去,从中国铁路到中国电网到中国5G,及中国轻工产品的升华,已然让全球化上了一个台阶。随着中国模式对全球化的参与,以及各个国家在全球化后期获得更大选择权自主权和能够从全球化当中平等获利的因素当中,迎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所以全球化的持续维护,全球化的碎片化,全球化治理的规则化和全球化治理局部的波动化,均可同时存在。
国际防务局势的复杂化,不仅会挑起争端,还会以联盟和阵营为依托,形成防务体系的扩散化升级化和极端军事化。而且每有两极的防务竞争,也会使得国际防务体系的变化趋于紧张化。但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苏丹问题,伊朗问题,依然是国际防务争端的核心矛盾。美国的世界协议对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也势必是防务体系变化的关键。在这样的一个新背景下,军民融合又走到了新的时期。寓军于民,寓民于军,军民融合已不再是一个口号,或几种旧有模式。未来我们可以想见,随着防务逐渐多元化,在传统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信息武器,大数据武器等领域,会出现全新的军民融合格局。如何使得防务技术和民和社会资本之间充分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依照美式的经验,以军方核心科技及其投入来带动民营技术及产品持续发展。新时期民营科技,民营创新,民营突破,民营技术的探索,民间情报机构民间智库,民间交流发生的发现的创新,形成了探讨,如何挪用于转移于房屋,已成全新的探索空间。美国DARPA式的创新,已然让以防务科技创新,乃至防务科技狂想式创新集成,形成巨大的防务科技创新潮流。中央情报局在进行棱镜门等监听事件推进过程当中,成为全球数得着的创投机构的黑色幽默,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军民融合的优越性。但是在新时期,中国的军民融合势必会进入到军带民民带军军参民民参军,军民互动的形式中来,以全球资源全球科技全球创新全球情报全球人才来带动中国防务创新,以中国防务实践来为中国民营科技尖端科技突破性创新产生空间。
过去十年让我们取得快速发展的增长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近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投资拉动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319,24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09亿元,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的7.2%提升至15.9%,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十年间,我国GDP总量增长2.82倍,年平均增速8.12%;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3.78倍,年平均增速14.47%。无论从货币供应总量还是货币供应的增速上,我国的货币政策都是非常宽松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升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容易引发房地产泡沫,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重大威胁。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应对了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造成了政府、企业债务过高、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经济结构恶化的不良后果。
2008年,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上地方政府等配套投资规模,总投资远远超过了四万亿。巨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立竿见影,加上当时宽货币、宽信用的刺激政策,房地产市场被激活,而城投平台模式也如猛虎出笼。2010年房价飞涨、通胀升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刺激政策开始退出,央行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严厉管控信贷额度,同时加强了对房地产的调控。2012年房地产及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回落,海外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导致贸易萎缩,中国经济增长逐季回落,通胀率持续上升,经济呈现出“类滞胀”特征。为维持经济增长,中国再度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2014年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全球货币宽松来临。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持续走低,通胀下行,监管政策趋严,共同推动了货币政策调整转换,地方债、城投平台再迎来发展。2014年底,资金驱动加上风险偏好上升等共同推动股市牛市行情。但这种牛市行情与实体经济的表现出现了严重的背离。2015年,清查违规入市资金刺破了股市泡沫,大量资金脱离股市开始转向银行理财,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的情况增多。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1、当前我国还处于金融周期的顶部,据估计,截止201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显性和隐形债务之和)已经达到了55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维持在18.3万亿,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余额约为 37 万亿,去杠杆任务非常艰巨。
2、从15年开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事倍功半,单位社融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并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投资效率下降。
3、大量的金融资源被城投、房地产、僵尸企业等低效率主体所消耗,挤占了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抑制了产业转型,恶化了经济结构。
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带动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和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同时过度的投资也带来了产能过剩、企业盈利空间下降、投资收益率降低、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率过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弊端越来越大。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坚定地推进金融去杠杆、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基本国情来看,我国人口基数大,中等收入人口快速上升,消费和服务市场潜力巨大。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正面临着总量与结构的双重挑战: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经跨过顶点,2011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见顶,人口抚养比近年来正在快速增加。结构上趋于老龄化,同时步入后刘易斯拐点时代。我国未来面临的人口压力与20年前的日本惊人的相似。从人口视角来看经济发展,过去20多年的利好因素,可能变为不利因素。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未来十年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当然,中国市场与日本市场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地域广阔,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从一线城市到农村乡镇,人口数量和消费能力差异巨大,因此中国市场具有超大规模性和多层次性。相比日本横向演变的业态变化逻辑,放到中国会纵向地映射到不同的城市里,在中国这样的超复杂性市场,可能同时存在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可能同时面临消费结构转型和消费总量上升。
表1:国内不同层次市场人口分布情况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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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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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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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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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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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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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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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国际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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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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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安、成都等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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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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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体+中央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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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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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连云港、廊坊、三亚等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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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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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传播+地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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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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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郊区区县及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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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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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商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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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或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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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村地区和小型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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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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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传播+中央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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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仁达方略大数据研发中心
随着工业化进程,人工智能制造将如何改造我们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会不会抵消中国的人工红利,人口红利,印度能不能用智能制造追赶中国制造;自动化工厂,机器人工厂,会不会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以及智能化制造,柔性化制造的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组织,将如何引发个性化需求和幸福生活追求,一切想象都没有上限。从中国制造2025到德国工业智能4.0,全球范围里人工智能制造的探索都如火如荼。智能制造在十四五期间未必会排山倒海般而来,但是他对高端制造高端消费,柔性产品,高性价比产品,新富人群,特有需求的深度满足,恐怕是人工智能制造在这个阶段会释放出来的巨大动能。同时我们也看得见人工智能制造不光是对生产方式的一个改造,事实上反过来对中国的大数据产业、数据管理和中央所追求的数据中国这一社会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劲的需求。5G显然是中国制造智能制造背后巨大的搅动力量。这个力量会使人工智能制造走到何方,使过去的生产方式、分工方式,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福祉和社会问题走到何方,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
对于高精度复杂环境,基于人体结构为上限的若干工艺和制造方式,人工智能制造显然可以提供颠覆性解决方案,哪怕这些方案在十四五期间都不会走的太远。也因此对于大量的产业领头羊来讲,探索人工智能制造既适用于未来发展的基石,也是展现自身产业领导力的魅力所在,更是促进自身提供更尖端、更高性能,乃至突破现有制造极限的产品的一个昭示。
中国在基础科研和关键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科技和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发劣势”的核心观点是“通过技术模仿,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得到非常好的发展,但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我国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也要警惕“后发劣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由于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与关键技术上缺乏长期性基础性投入,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其中比较明显的便是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飞机发动机等35项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不仅难以直接引进,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严重受制于上游技术供应方,企业的发展和生存随时都会受到上游的威胁。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几乎让中兴通讯遭受灭顶之灾。5月22日,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庄园会晤后,美国宣布将取消中兴通讯销售禁令。6月7日,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兴通讯已经达成协议,中兴通讯需再次缴纳1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即可解除相关禁令。7月12日,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中兴公司签署协议,取消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禁令将在中兴向美国支付4亿保证金之后解除。中兴事件给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的缺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瓶颈。当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在高端制造、高科技领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时,我们在核心技术引进上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阻碍和封锁,中国如果不能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表2:35项影响国家科技力量的关键技术
序号 |
名称 |
序号 |
名称 |
序号 |
名称 |
1 |
光刻机 |
13 |
核心工业软件 |
25 |
微球 |
2 |
芯片 |
14 |
ITO靶材 |
26 |
水下连接器 |
3 |
操作系统 |
15 |
核心算法 |
27 |
高端焊接电源 |
4 |
触觉传感器 |
16 |
航空钢材 |
28 |
锂电池隔膜 |
5 |
真空蒸镀机 |
17 |
酰刀 |
29 |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 |
6 |
手机射频器件 |
18 |
高端轴承 |
30 |
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 |
7 |
航空发动机短舱 |
19 |
高压柱塞泵 |
31 |
数据库管理系统 |
8 |
iCLIP技术 |
20 |
航空设计软件 |
32 |
环氧树脂 |
9 |
重型燃气机 |
21 |
光刻胶 |
33 |
超精密抛光工艺 |
10 |
激光雷达 |
22 |
高压共轨系统 |
34 |
高强度不锈钢 |
11 |
适航标准 |
23 |
透射式电镜 |
35 |
扫描电镜 |
12 |
高端电容电阻 |
24 |
掘进机主轴承 |
|
|
这说明中国科创走入逆风突破期,跟风不再独创,与领先者之间发生复杂的斗争。无人区探索本来就很难,没有人可以提供可靠的路径和低风险性,错误的代价和颠覆性越来越大。越走到科技发展的瓶颈期,越走在材料基本原理、探索的关键期,越对科创的产业分叉点、技术路线的分叉点提出了更多的便利性因素。关键来说要解决几个问题:
1、如何让一个企业纵深的前沿的对某些技术路径进行投入。但是却要对冲该选择所带来的风险;
2、如何让大量的蓝天投资绿地投资天使投资在科创投资当中海量获利,又不至于造成科技泡沫;
3、如何适当地形成科创产业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
4、如何把科创从业者科学家,科技经纪人园区孵化器,科创投资者科创板,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科研机构上大学产业领袖,连续创业者之间的关系,放到更和谐的大生态当中去。
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力点将发生明显变化。从过去10年的发展经验看,政府投资在稳增长、保就业、促民生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传统基建项目累计投资额不断加大,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同时制造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如何有效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投资拉动作用,我们认为政府推动经济的发力点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1、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力度。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0年工作任务时,提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是为新基建赋能的创新技术,新基建投资是着眼于培育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基础性投资,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有利于引领经济在更高的技术平台上发展。
2、加大创新企业股权的投资力度。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土地、房产、能源等“硬要素”资源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继续加大土地供应、加大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只会带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下一阶段,技术、人才、数据、信息、商业模式、产权等“软要素”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加大对于“软要素”的投入,将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的经济撬动作用。但对于“软要素”的识别与评估难度很大,而创新型企业是将技术、人才、数据、商业模式、产权等要素有机整合到一起的最佳载体。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力点将逐渐从低效率的“硬要素”投入,逐步转向更高效率的“软要素”投入,即加大投资创新型企业的股权,为经济发展提供“企业家才能”和“创新能力”这类生产要素,通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
我国金融市场也必将适应这一转变,逐步以不动产为基础,转向以动产要素为基础。过去我国金融市场的基础是不动产,是将土地、房产和企业固定资产货币化,通过不动产抵押形成巨大债务性金融资产,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今后,当技术、人才、数据、信息等要素成为驱动企业快速成长的核心竞争力时,金融市场也必须设法将动产要素转变为新的金融市场基础。我国正在加速推进科创板落地,正是适应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具体应对包括“二孩”效应带来的主要中心城市教育、医疗等供给扩量需求;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健康、养老、医疗、福利、社会照护等服务的转型;应对消费升级和品质提高带来的公共空间、运动设施需求的增加;应对提升文化自信带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与设施供给的需求增加。
“十四五”时期国内进入城市有机更新和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时期。如何有效打开城门,放宽城市准入门槛,加快城市有机更新;如何推动打开乡门,允许城市人口到农村购房、租地、创业、居住。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六次产业,推动城乡服务均质化,实现城乡互动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在于大规模优质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激活、做大国内市场的关键在于开启“从4亿向14亿”的历史性跨越,从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为“2035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让大家能够适应新形势下规划研究与编制工作需要,更好服务“十三五”规划实施和“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和编制工作,帮助各级地方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和设计、咨询、规划单位等更好地理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编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具体要求,熟悉各类规划编制的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仁达方略推出“十四五”规划下20多个行业大数据产品红利包,欢迎您的到来和联系。
仁达方略“十四五”规划预研究题目(首批)
1.“十四五”规划的战略思考与操作框架
2.“十四五”时期发展阶段及国家重大战略趋势
3.“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
4.“十四五”时期区域空间整合趋势
5.“十四五”时期县域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与指标体系
6.“十四五”时期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研究专题
7.“十四五”时期县域创新创业体系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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