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背后是重商主义思维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2009年，“国进民退”成为被热议的词汇。尤其是前三季度，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及交通等领域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认为，为了支撑经济，政府要求银行大量贷款，但银行为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就会选择向国有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这样就对资金紧张的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

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龚方雄认为“国进民退”是暂时现象。原因是国家主导的救市措施最终将减少并退出市场，市场将重新发挥作用，“挤出效应”会逐渐衰减。

尽管如此，市场准入问题仍然是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周其仁等著名经济学家都在呼吁，为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和社会就业问题，必须重新回到“非公经济36条”。在这份2005年2月由国务院出台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但由于相关细则至今仍未出台，民营企业融资难、部分行业准入壁垒的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市场准入角度看，目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而一些利润丰厚的领域，非公经济又被限制进入。短期看，国有企业退出这些竞争性领域的可能性非常小。民营经济究竟何去何从?

我们观察到，尽管“国进民退”发生在多个行业，但在创新领域，非公经济仍然在蓬勃发展，这些领域不仅仅依赖资金，更依赖企业家的激情和创新能力，这是国有经济所欠缺的。

新近在创业板上市的许多优秀民营企业，正是凭借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激烈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市场和优势，如广东奥飞动漫(45.59,-0.50,-1.08%)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初中毕业的广东汕头澄海区农民蔡东青在母亲的支持下，凑齐了800元买了一台手压机开始生产塑料喇叭，创建了奥飞动漫;1992年，奥迪动漫改产玩具四驱车;2004年，奥飞动漫开始寻求自主创造研发的路径，陆续推出了一批动漫产品;2009年，奥飞动漫在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动漫产业第一股，也成为该行业的领军企业。此外，在互联网领域，大量创新的民营企业成长起来，国有企业并未在这些领域占据优势。随着经济复苏，这些企业已经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金融危机仅仅是"国进民退"的导火索，导致国有经济垄断地位的是长期以来以建设"国家能力"为目标的重商主义思维，现在到了对这些思维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文·苏小和

关于本轮所谓“国进民退”，虽然并不是中央政府有意为之，但很有可能是30年来“国家能力建设”和“重商主义”交替作用的意外结果。金融危机仅仅是“国进民退”的导火索，导致国有经济垄断地位的是长期以来以建设“国家能力”为目标，普遍盛行的重商主义思维，现在，到了对这些思维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金融危机是一根导火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主流都是政府有意识地退出部分市场领域，让民间力量切入进来，引入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竞争，这才促成了30年的发展奇迹。这应该是各个阶层能够接受的共识，否则，30年来所谓解放思想也好，改革开放也好，就没有具体的历史意义了。

换句话说，过去30年来，有条件的“国退民进”才是发展的主旋律。而现在，如果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成为了当下发展的方法论，甚至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到了一种反向操作的时候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倡导“国进民退”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实际的经济演进竟然背离中央政策而去呢?

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经济萧条。与美国一样，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唯一拯救力量。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是，大规模经济刺激行动的效率如何，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将大打折扣。

这正是穆瑞·罗斯巴德(MurrayRothbard)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政府通过信贷扩张达到经济繁荣，但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来医治萧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旦政府执意要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应对萧条，那些发放出来的巨量货币并不会像洪水一样均匀地流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这些信贷货币具有醒目的黏附效应，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赖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尤其是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超大型国有企业。

当国有企业一夜之间拥有大量的信贷资金时，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财大气粗，但同时发现自己并不知道将这些钱用在哪里。人类的条件反射开始起作用，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当然成为国有企业的猎物，而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并购国内私人企业，就成为首选的企业经营方法。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

不过，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金融危机。事实上金融危机只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引子。当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的路径来发展，所谓“国退民进”就是一个局部想象，而“国进民退”才是必然轨迹。

大概在10年前，经济学家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

王绍光和胡鞍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两人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30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使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所占规模却落后于国有经济，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更加火热的是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歌猛进。

重商主义是一个陈旧的陷阱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中国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

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由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Wilson)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有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特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经济制度里。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向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但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常识，如自由竞争等。我们所要做的，应该不是在某些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只需要认同常识，尊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