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应突出三个功能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在制定“十二五”规划过程中，首先应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十二五”在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地位和功能。如果“十二五”仅仅是目前发展阶段的延续，那么“十二五”规划就属于在延续现有发展战略与路径基础上的完善性规划。但是，鉴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与大势，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之后，“十二五”将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拐点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对“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就需要一种从战略转型的高度与长周期发展趋势的大视角，来定位“十二五”规划的地位和功能。建议“十二五”规划应当突出三个功能：一是保证不能犯方向性错误的目标导航功能;二是聚焦结构转型战略的奠基功能，三是探索新发展模式的创新激励功能。

一、“十二五”规划是国际经济拐点转型与中国经济社会拐点转型的重叠期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与契机。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泡沫破裂，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从而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赌博式产业：以金融投机为内容的虚拟经济。而今，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催化下，世界经济将面临着以下四方面转型：

一是世界经济格局转型：由单极向多极化转型。这次发轫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国独霸的单极化格局。正在形成的欧盟经济区、美洲经济区、东亚经济区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将成为左右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地缘力量。

二是世界经济形态转型：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当代人类正处在一个多重危机并发与新经济形态兴起的时期。在当今世界遭受的金融危机与能源环境危机的重压下，探索一种更具有持续性的新兴产业、新经济形态，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尝试修复危机创伤、应对环境危机的新选择。特别是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酝酿着人类文明史上继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革命，这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亟须关注与研究的新趋向。

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以新能源产业、智能产业、低碳贸易、文化产业与有机农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争相进入的新领域，获得新优势竞争的新高地。新兴产业的兴起，标志着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

四是国际社会价值趋向转型：从单一的物质价值观向多元化的生态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人本价值观转型。在经济、能源与环境多重危机的冲击下，当代人类开始从文明的高度反思来自西方主导的文化范式与价值观;推崇天人合一、系统整合、和谐共赢的东方价值观与东方智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危机催化下的一个多元文化复兴时代正在来临。

上述正在发生的四方面转型，不是局部的转型，而是涉及多重危机催化下的人类文明形态、经济形态、增长模式与文化范式拐点式转型。自工业革命以来，历次技术革命与经济革命，始终是在西方世界范围内进行。目前世界性的拐点转型与前几次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正在兴起的东方世界开始进入到世界转型的大势之中。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不是这个转型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当代世界转型多极文明力量不可缺少的新成员。

此外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同样处在转型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所遇到的转型内容与发展难题，与世界经济转型具有高度吻合性。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迫使中国必须启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能源与环境危机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压力既超过发达国家，也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新角色与中国同世界转型的重叠性，是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遇到的新情况。如何在国内转型与国际转型相协调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转型之路，是“十二五”期间需要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十二五”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个奠基时期

经济增长在一定周期内起步阶段的发展，对后期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具有导向性和奠基性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百年大计的第一个奠基期。在这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奠定中国改革方向与路径的三大战略决策：一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完成了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的拐点转型。二是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模式，这就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路。三是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即增量的渐进式改革战略，而不是东欧式的激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奠定期，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做了一锤定音的回答。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使中国改革进入一个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快速发展期。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当代中国正处在第三个奠基时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中国国力不断加强，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已完成的背景下，目前困扰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四大难题(或矛盾)。

第一个难题，是中国在走向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能源与环境约束。这个难题在工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走向工业化的体制障碍后，鉴于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又遇到了通过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的新难题。这个难题给中国提出的另一个新命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仅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还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要突破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困境，就面临着从工业经济模式向生态经济模式的转型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战略。

第二个难题，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依靠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增长动力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启动与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在动力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会陷入增长低迷期。从追赶战略下形成的“导入增长模式”向依靠自主原创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型，是“十二五”期间必须启动与推进的新任务。“十二五”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个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

第三个难题，是目前中国正在进入社会财富倍增与贫富差距加大同步进行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期，如何建立一个福利共享的和谐社会的问题。社会福利公平共享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动荡困局;如果解决得好，中国将会进入一个政治与经济互动、民富与国强同步的和谐发展期。要解决好这个难题，则面临着基于GDP最大化的小康社会的发展模式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文明共享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四个难题，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难题，都对政府管理理念、方式与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政府管理体制不能有重大突破，则会损伤政府公信力，经济与社会管理有失控的风险。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上述四个方面的难题与矛盾，是关系到中国未来长远发展的方向选择与模式创新的战略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十二五“期间得到全面解决，但必须在“十二五”期间做出战略性回应。这是关系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奠基性工作。

三、目标导向、结构调整与模式创新应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

“十二五”时期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与奠基性地位，决定了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应突出“十二五”规划的三个功能：

一是要发挥对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导航功能。“十二五”是中国经济与发展转型的拐点期，这个时期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犯方向性错误。“十二五”规划能否发挥好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导航功能，尤显重要。

二是我们必须聚焦战略结构调整，发挥“十二五”规划的奠基功能。通过战略结构调整为中国中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是”十二五”的核心任务。

三是要从系统整合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嫁接式组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更高的平台上探索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是“十二五”规划应重点解决的难题。

处在转型期的“十二五”，我们需要走出线性、存量思维的定势，从非线性、增量思维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不可否认，我们在走向“十二五”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思维障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成功的惯性极易使我们陷入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对成功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思维转型受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大课题。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张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