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思想大辩论”，重新确立中国自己的价值观

文/仁达方略管理研究院

前段时间从《解放军报》上看到了一则夸奖我军潜艇上的一名士官，维修保障技术非常精湛，多次成功的及时排除潜艇故障，使得潜艇得以顺利航行。但这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却被转载成《我军潜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只是因为换了个题目，但味道完全变了。

现在，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为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位网络编辑所站立场有问题。现在，很多网络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官方宣传的，我就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上宣传。很多网络的媒体人都他们认为：如果我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一下标题。其实，这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因素的考虑，就是要吸引大众的眼球。例如这篇文章如果还是沿用宣传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在网络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人去关注，但标题变了，尤其是加上“潜艇事故频发”这样的关键词后，一下子勾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点击率一下子就暴涨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原因很多，既有政治立场考虑，也有追求经济效率和高点击率的考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损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会误导社会舆论，严重了甚至会影响国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有损我们正在积极建设的“大国新文明”。

国家主流话语的创新事关“大国新文明”的诞生

对于网媒体的这些问题，不应该急于去指责和批评，而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宣传工作者应该先深刻地反省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

第一，价值观问题。本来，宣传我们的价值观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哪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当作价值观的?但某市市属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该市确定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说这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抓手。价值观只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是具体物化的东西，因此，只能使用名词，如果连语言学、语义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搞懂，就想宣传好价值观，真是天方夜谭。

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某个城市的“市民公约”。七八十个字，都是四个字一组的，令人惊讶的是“无私奉献”也是其中一条。无私奉献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怎能要求所有市民都无私奉献呢?如果市民做不到无私奉献，只做到了有私奉献，算不算违约?如果算违约，处不处罚他?如果不处罚，这个公约有什么用?其实，现在，不仅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很多其他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时，常常不加推敲，草草了事。自己还没弄明白，甚至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社会颁布推行，其结果要么是说了白说，对民众毫无约束力，要么就是让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越来越混乱。这一点尤其可怕。所以，在审察现今社会上许多人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现状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六神无主”。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的平庸。话语的平庸说到底是思想的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例如，抗议西方国家首脑见达赖，主要的理由就一个，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这样无力的话语怎么能让那些主张用人权干涉主权的西方人听从呢?如果很别国首脑会见达赖，索性你就干脆来他一次狠的，找一个国家“开刀”。若要会见达赖，就把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降成代办级，让其在与中国交往时吃点政治上、经济上的苦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人不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主儿”。

对媒体更是如此。若我们的话语一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你的?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的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你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别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坚决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让人信服的、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而且必须学习毛主席。中国军队初创时期，问题频出，急需一种规范全军将士言行的“新文明”。为此，毛主席率先提出“三大纪律”，第一句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搞清楚了上下的关系准则;第二句“一切缴获要归公”，规整了内部关系上的“乱象”;第三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我军同中外一切军队的根本区别规定得明明白白。此后，毛主席又提出“六项注意”，条条简明，句句扼要，一新耳目，好记能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改为八项注意)”实际就是“全军公约”，是全军上下高度认同并一致遵守的，形成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新文明”。至今，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支军队能够超越这种“新文明”。正是这种“新文明”，帮助我军踏上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强军之路。这就是话语体系创新的“新文明”的力量!那个年代，我党我军的诸多价值观念、核心主张，都被老一辈革命家独创的清新语言、经典词汇包装得“家喻户晓”，好记能做，但发展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创新话语文明的能力反倒退步了呢?

中国社会已经严重的被西方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所“污染”。

除了相关部门自身的问题需要反省之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国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这是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侵袭带来的必然结果。一些人觉得，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因为其表达上更直白、更易被人接受，但这恰恰是由于今天很多人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人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为。例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国家，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们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吗?你如果认真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除了将西方的民主教条搬出来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新鲜的、让人信服的言论?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研究得那样认真、透彻且符合中国国情。他们压根没弄清楚“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自以为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民主发展轨迹没错，但这只是民主制产生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其实，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催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通过“思想大辩论”，重新确立中国自己的价值观。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邓小平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只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向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乔良教授说过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自由不是让你随心所欲。有位法国人曾经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在93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生存的3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生存的14亿中国公民，他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吗?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吗?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层面的感知且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应付的。

在中国，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得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根本不允许别人表达不同观点。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显然不是。

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伴随着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做好“大国新文明”的顶层设计。

21世纪以来，我们整天高喊大国崛起，，但什么是大国崛起?但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很多人都以为，若我国的GDP在未来20年或更多的时间内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而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每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都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

你可以讨厌曾经因鸦片战争将中国推入水深火热中的英国，你也可以讨厌处处遏制中国崛起且咄咄逼人的美国，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英国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英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超越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可能会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是通过掠夺别国的财富建立起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世界提供了两种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种是交易的信用体系，另一种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但很可惜，现在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等，都可以印证了这一点。

这些问题都促使发展到“十字路口“处的中国：自己的路，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真正实现崛起，那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大国新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也就有可能为世界的明天解开了一道难题。但目前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如何用全新的话语来科学表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虽然可以认为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恐怕还不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一种价值理念，连你本国人民都接受不了，你怎么可能让世界人民认同你呢?

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体系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要从改变文风开始。例如，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固定模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风格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只有话语体系改变了，才会赢得话语权。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和组织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设计的，是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若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但做好这件事情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在思想界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辩论一下这个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如何设计。当然，要做好这场大辩论，明确我们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思想和宣传相关主管部门的几个领导或者几个什么著名专家所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要集中全社会民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