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钢事件：国退民进的陈氏悲剧

陈国军命案，是民企整合国企中文化冲突的极端反映。这场悲剧值得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三方反思。

近两年，看惯了“国进民退”，虽然其中也少不了博弈与摩擦，但都不会像今日这起“民进国退”案例如此暴力与血腥。

陈国军，建龙集团高管，通化钢铁总经理，成为民企与国企矛盾极端化的祭品。因企业重组诱发命案的情况极为罕见，而空降的总经理被群殴致死，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孤例。据悉建龙董事长张志祥事发生当日也在通钢，可以想像若非侥幸得脱，他可能是比陈国军更能吸引怒火的靶子。

意味深长的是事件发生后官方和民间的态度。政府宣称，“省市多部门联手控制事态通钢生产生活恢复正常秩序”。而在建龙高管集体撤出通钢后，工人们称，“没有领导我们干的更好。”这令人感觉刚刚发生的是解放前才能看到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场刑事案件。当然，陈的死亡不会就此悄无声息，但至少短暂几天内，暗红灼热的铁水已掩盖了他的血迹。

回顾对抗产生的原因，普遍指向“建龙集团出尔反尔”。建龙在2005年进入通钢后麻烦不断，2008年钢铁业陷入全行业衰退，通钢连续亏损，建龙集团决定与通钢分家，不久后随着钢铁业明显复苏，通钢扭亏为盈利，建龙在7月份再次控股收购通钢。

暗流涌动的不满最终上升为暴力，表面上缘于通钢工人对待遇变化的担忧，实际来自国有与民营两种体制的深刻隔阂。陈在上任首日即被殴毙，即使有裁员减薪计划，也仍是腹稿。但在通钢老职工眼中，民营企业的形象往往就是不讲诚信与唯利是图，之前的不愉快又印证了此想像，幕后是否有推手不便臆测，然而仅需要一粒火星，就能引爆淤积已久的不满。

作为老工业基地，国企曾经是东北三省的骄傲，但是在市场转轨过程中，逐渐成为它们沉重的包袱。2004年，吉林尚有3687户国有企业，2748亿资产，102.1万国有职工。是年，王珉从苏州市委书记调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第二年，被选为省长，2006年底，再擢升为省委书记。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早的省份之一，来到曾经的计划经济重镇，王珉肯定感到了反差的巨大，要让吉林经济重增活力，国企改制的方向不言自明。主政吉林以来，王大力推行国企民营化改革，蔚成声势。建龙首次参股通钢(第二大股东)即发生在2005年。实践中吉林对国企改制的力度也超过其它两省，省国资委介绍经验时，曾将“广泛吸收外资和民间资本”作为第一条。不过，让这些庞大的存量国企转换性质，难度可想而知。

在民营钢铁企业中，张志祥整合国有企业的经验可谓最为丰富。在吉林，他还曾收购最大省属国有企业吉林冶金控股集团50%股份。他也数次陷入麻烦之中，2004年筹建的宁波建龙险些成为“铁本第二”。2009年初，酝酿第一次与通钢分手的同时，他又退出了在宁波钢铁中的股份，上演了“民退国进”的一幕。张一直呼吁钢铁行业应打破所有制界限，推动混合式重组。

数次化险为夷的张志祥在通钢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这是属于双方的悲剧，作为民营企业，建龙当然不可能承担起通钢的所有的包袱，赔本赚吆喝;而作为建于1958年的老国有企业，通钢旧部的利益可能在又快又彻底的改制中并未得到保护，又申诉无门，陈国军于是做了出气筒。只是此次事件之后，谁还接这块烫手山芋?

当地政府自2005年通钢改制以来，所扮演的积极推动的角色，其分寸感掌握得如何，也值得复盘。无论“民进”还是“国进”，有些山，毕竟不是靠企业自己能爬过去的。

要查清谁的最后一击将陈国军送上黄泉路恐有困难，可以肯定的是，当他走进事发地焦化厂的一刻，他，张志祥，地方政府，甚至参与群殴的工人，都没有想到那些隐藏已久的对峙会就此爆发。

作者：何伊凡(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