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

党组织和董事会，谁是领导？

 

党的领导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导和向导作用，其实质是帮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领导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党的领导是一个历史范畴。

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及面临的直接任务不同，实现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不同，党的领导的含义存在不同的表述。十六大以来，十八大新修订《党章》对党的领导作了全面概括和规定，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即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缔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者和实践者、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者和主导力量，党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中当然地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的自身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主要体现在：党在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既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也控制着经济、社会、军事、司法等各个领域的权力，决定着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干部选拔任用以及人民的政治价值观念等方面。

党的权力是一个极为奇特的自我合法性构建过程。

由于统治集团是否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利益，而人民是否真的支持他们，并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衡量指针。党主要通过“概念界定”完成了权力合法性构建，党始终认为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坚信自己比被统治阶层（所有的社会阶层、团体和个人）更了解自身利益要求，并且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党的权力在一些领域退出或一定程度被削弱。从整体上看，党依然全面领导和控制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主要权力，几乎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全部职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唯一的其他任何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都无法取代的权力中心。

十八大后，党根据执政实践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进党的执政理论创新发展，这是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新常态”带来的一切挑战决不可能动摇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只牵涉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监督制约机制等具体制度的创新。

仁达方略研究院经过长期政策跟踪研究认为，2016~2020年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指向性。

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指出：“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指明了方向。

要科学地回答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发展提出的热点问题，一系列解决现实矛盾，指导新一轮国资央企混改试点，提出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体系顶层设计新管理思想、新理念，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发展。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特色、最本质的特征。”——摘自中纪委文件

中纪委“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夯实“全面从严治党”

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第八章第四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

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党组存在“理想信念蜕化、宗旨意识丧失，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不严、党的领导弱化”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严峻复杂斗争形势，2016年元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通知决定，中纪委共设置47家派驻机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

据中纪委监察部官网披露数据：

十八大以来至2014年底，中纪委打“大老虎”与31个省打“小老虎”，31个省份立案调查的厅局级及以下官员达656人，其中已结案处理或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达99人，包括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为首的41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落马。

 

图  2014年案件查处情况（资料来源：中纪委监察部官网）

 

2015年中纪委在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国际追逃追赃：“百名红通”18人到案，2016年1月1日，“百名红通”10号嫌犯裴键强作为第19名到案人员被抓获回国，其中“一把手”占48%。截至2015年11月底，境外通过直接抓捕或遣返、劝返、引渡方式，国际追逃追赃追回863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人。欧美发达国家追回102人，包括从美国强制遣返杨进军和邝婉芳，从欧洲引渡4名逃犯回国，实现了美、欧追逃追赃重大突破。

 

图  “百名红通”外逃目的地国家分布图（资料来源：中纪委监察部官网）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巡视组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对55家中管央企全覆盖。2015年巡视中管央企43家，占全部中管央企的72%。9位央企高管接受调查，其中6位接受巡视，分别为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中海油原副总吴振芳，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武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中国电信原副总冷荣泉，中国电信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中纪委巡视组敢于直面问题，提出了关于国企改革意见和建议159条，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图  2013-2015年巡视进度与对外发布的被查中管干部数量对比图 

 

 

图   落马央企领导领域分布图

 

截至2015年11月24日，64名中管央企各级领导接受调查或被查处，其中“一把手”36人，占56%，副职和其他班子成员约占33%，关键岗位负责人如总会计师、办公室主任等7人，占11%。主要来自能源、通信、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领域，能源领域约占总人数的39%。

综上所述，仁达方略研究认为：

一切脱离中国现实制度环境和具体情况，怀疑或无视“党的领导”的所谓“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体系、集团组织结构类”顶层设计都注定会失败。必须将“党的领导”摆在“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体系”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管控模式、理念创新设计。

仁达方略认为，理论创新必须紧跟国资央企董事会法人治理试点最新动态，进行前瞻性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将“党的领导”置于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方可真正获得成功。

党的领导体现在哪儿？

国资委组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央企混改背景下，需从三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

首先，党的政治领导。

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个特殊领域，搞市场经济，要听市场的，不能听党的，和市场保持高度一致才是“硬道理”。公然说，党不应该插手国有企业改革，党管企业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等等，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国有企业姓“党”名“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管好国有企业。党不但要管国有企业，而且一定会管好国有企业。党管国有企业要求国资国企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讲话精神，用讲话精神统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思想。

此外，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国有企业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体系设计，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重大举措，必须和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样才能把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其次，党的思想领导。

一些国企领导干部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底线，恰恰说明，党的思想领导已经受到冲击或消弱，增强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迫在眉睫。

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国企党员干部，使他们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忠实执行者，自觉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

此外，国资国企领导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精准掌握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精髓，透过现象看本质，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本地化、实践化，不犹豫，不徘徊，不怕困难，迎接接受挑战，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党的组织领导。

一些国有企业党组织对如何有效参与决策，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等感到困惑，认为党管干部束缚手脚，国有企业不能自主选拔任用人才；国有企业存在的腐败问题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现实表明：必须加强党的组织领导。

应把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工作规范之中，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妥善处理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关系，形成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职责明确、有机融合、运转协调的新型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企党组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把组织考察推荐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相结合，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国有企业党组要承担从严管党治党责任。深入开展党规党纪教育，严肃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加强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监督，对企业领导班子决策和用人监督，对企业投资、财务管理、产品销售和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企业改组改制和产权变更交易等权力运作重要环节监督，把党组织监督与监事会监督、职代会监督等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

董事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以明确权责为重点，……，健全党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的体制机制”，把“明确权责”放在了国有企业党建的突出位置。因此，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建立董事会后，应当在承认终极目标一致，总体责任同向的基础上，按照公司法和《党章》规定，确定董事会、经理层等和党组织权责、工作重点和决策重点，以及董监事来源构成，既要分权制衡，也要统筹平衡，既要规避内部人控制，也要避免“外部人”失职。

从总体方向上看，国有企业党委与同级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是一致的。有了这样的思想和理念，党委与董事会就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围绕共同的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探索实践表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党的领导，恰恰相反，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中，起到了把握政策、掌控方向、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董事会依法行使权力、规范化运作，需要得到企业党组织的全力支持。这是理解、把握和处理法人治理和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关系的基本前提。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国有独资企业员工利益、股东、党组织的终极价值也是一致的，但国有企业并不是本企业职工所有，而是包括本企业职工在内的全民所有。

但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功能定位各有侧重。历史的角度看，过去我们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责任不明确，决策执行监督合一，缺乏有效制衡，导致运行效率低。为此党提出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然而，辩证看，法人治理结构也有需要补充完善的一面。

法人治理结构是指一组以产权为纽带，联结并规范公司的所有者、支配者、经营者之间相互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其特点是更关注“物”，更依靠“法”，是以“产”授“权”、依法治企。运作理念是“制衡”。 在决策方式上重在专家决策、科学决策、共同决策、个人负责。更体现经济责任。

而“政治”乃“众人之事”，党组织作为管方向、抓思想、重育人、善协调的政治组织，突出特点是更关注人，更依靠“德”，所谓以“德”塑人。运作理念是“平衡”，所谓统筹协调。在决策方式上民主集中制，重在民主决策、集体决策、集体负责。更侧重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即使党当前的中心是经济建设，但这样的经济责任也往往通过政治方式来实现。

将现代企业制度的“依法治企”与党组织的“以德塑人” 紧密结合，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紧密结合，将制衡与平衡相结合、将民主集中制机制与集体决策个人负责机制相结合，将经济责任与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相结合，将西方文明成果中国化，可以起到珠联璧合的成效，这是我们坚持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哲学基础和功能基础。我们认为，在企业治理层面，国企党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定位侧重点是：董事会是“选择正确的事”，经理层是“把正确的事做正确”，监事会是“监督做事的过程，保证方法对头、结果正确”，党委是“选择正确的人和政治举措为做正确的事保驾护航”。

仁达方略针对国企改革中的一系列热点难点进行深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定制研究报告，合作开展研究，或者进行个性化咨询指导，从而帮助企业了解最新国企政策，了解最新动向，以及掌握各项改革举措具体实施的路径。

——本文节选自仁达方略《国企改革热点难点研究报告》

新视角：

克服有限理性，回归企业本质

 

看到中冶科工集团以“聚焦主业”战略为引领的扭亏增盈管理这个案例，首先替他们感到高兴，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像他们一样，在新常态下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但是，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案例是动态、鲜活、多变的，而隐藏其后的规律则基本是是永恒不变的，想成功的企业学习，如果只看表而不见里，盲目地照抄照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会东施效颦，伤害企业。传播企业成功之道，必须搞清楚成功背后的规律。

理论界有个说法叫做有限理性，就是说企业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或者是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时候，都会去做详尽的论证分析，得出一个可行的结论，看上去是理性的选择和决策，但实际上极有可能陷入有限理性的困境，即只是一种局部范围内的自认为可行。比如我们看到房地产行业盈利能力强，就去做房地产，这基本就是有限理性，因为房地产赚钱，问题是你能不能赚到钱，还有就是房地产赚钱，你也能赚到钱，问题是你该不该去赚房地产的钱。中冶科工集团介入到造纸等行业，在此之前必然是有一个过程详尽、论据充分的论证，但是这个论证本身可能就是是有问题的，犯了有限理性的错误。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科工集团，背离自身的核心能力，远离优势产业的价值链，去做造纸等业务无论从产业选择、价值链组合还是商业模式，都脱离了企业的本质业。实际上中冶科工集团所做的增效的工作，在摆脱所谓“三座大山”方面，归根结底就是从战略上回归了企业常识，回归了企业本质。

细读中冶科工集团的案例，结合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最新的研究，我们可以输出以下观点：

首先，从战略上看，企业要有合理的产业组合，不能以单纯的利润追求为导向，哪个产业赚钱就介入哪个产业，而无视行业自身的规律和企自身业的能力。这方面仁达方略有一个“集团定位”的研究成果，简单说中冶科工集团就是从产业集团过快地过渡成为产业投资集团，从而力有不逮，只能退回来重新开始。目前的“四粱八柱”战略，仍然有可能是结构决定战略，而不完全是战略决定结构，建议中冶科工再深入论证，务求更加精准有效。

其次，从业务本身来看，比如企业做了减员、资金控制、集团管控等等管理工作，这些管理举措对企业增效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人不能渴了再去喝水，很多基础管理不能因为企业陷入了亏损才去做，应该是每时每刻都要做，不论是盈利的时候，还是亏损的时候。在经过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旧常态之后，企业要从原来习惯于粗放式、经验式、自我陶醉式的管理中猛醒过来，无论旧常态、新常态，企业都应该树立理性的、科学的管理意识，切实把握管理规律和原则，恭而行之。现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了，各方面面临的压力都很大，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曾经一味地向美国学习，向国外学习，盲目崇拜，一味地造英雄，现在潮水退了，露出了企业的本质，才知道原来的管理模式有多盲目，有多粗放。管理也是生产力，这一判断在当下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第三，企业不能等经营业绩不好的时候，才去想怎样做战略调整，才去想怎么才能改善管理水平。企业在管理上应该时刻战战兢兢，时刻如履薄冰。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经营解决“多和少”的问题，管理解决“生和死”的问题。我们很多企业经常为了“多少”，为了追逐利润，而忽略了“生死”。好在中冶科工集团做出了这样一个榜样，抛弃了“多少”的桎梏重新焕发了生机，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能够早日认识到这一点。

作为企业，盈利是首要使命，然而大部分央企除此以外还承担了特定的国家使命。比如中粮，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使命，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也是一度处于产业组合混乱的状态，为了盈利，并购了很多和主业关系不大的产业领域，现在终于认清了问题，重新调整了战略和架构。对于中冶科工来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开拓者和主力军，承担了相应的国家使命，结果为了赚钱介入造纸业，盲目兼并重组，导致产业组合混乱，负担过重，最后主业、辅业都陷入泥沼。

中冶科工的案例强调的是“聚焦主业”，这里面文章很大，搞不好就会栽跟头。按照仁达方略的研究，如果你是产业集团如宝钢或中冶科工，你的主业在限定的产业范围之内，重点是做好价值链组合和商业模式选择，有所谓的“主业”。但是，还有的集团企业本身是投资集团或控股集团如华润或中信，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产业的组合和新的投资机会发现，从产业角度看就没有所谓的“主业”，他们只需要聚焦于相对固定的投资理念。

不说太多了。全球化和国内的改革发展都逼着企业审视规律，认清本质，中国的企业在螺旋式上升，每一点进步都是可喜的，每一个案例背后都饱含了当事者睿智的思考、痛苦的抉择和艰苦的努力，祝福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认清规律回归企业本质，良性发展，共筑中国梦！

——本文为中文核心期刊《企业管理》案例特约点评，作者为仁达方略董事长王吉鹏

行业观察：

土地新政对城投公司的影响

 

2016年2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颁发了《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是继《预算法》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为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行为，促进土地储备健康发展，总体概括为“封贷款降杠杆，控规模优供给”。《通知》的目的是针对现有土地储备规模偏大的机构，要加快已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和供应进度，相应减少或停止新增以后年度土地储备规模，避免由于土地储备规模偏大而形成土地资源利用不充分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通知》的具体要点有：（1）清理压缩现有土地储备机构；（2）进一步规范土地储备行为；（3）合理确定土地储备总体规模；（4）妥善处置存量土地储备债务；（5）调整土地储备筹资方式；（6）规范土地储备资金使用管理；（7）推动土地储备筹资方式；（8）加强土地储备项目收支预决算管理。

《通知》对相关机构的影响

一是剥离非土地储备功能、严禁城投企业从事土地收储。区分开土地储备机构和城投公司职能、分离土地储备机构和从事政府融资等其他非土储职能的业务。各级城投公司等其他机构一律不得再从事新增土地储备工作，同时土地储备机构也不得开展城建、保证房建设等事务；各地区应当将现有土地储备机构中从事政府融资、土建、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二级开发业务部分，从现有土地储备机构中剥离出去或转为企业，上述业务对应的人员、资产和债务等也有相应剥离或划转。土地储备机构不得承担土地储备职能之外职能。

二是土储融资方式变化、使用范围进一步明确、或系统性压缩土地供应规模。《通知》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替代了之前”银行贷款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各地土储贷款能力清零，封锁依靠土地抵押的城投类公司融资空间，其依靠土地抵押的贷款业务受影响，信贷流向或变化，或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存量土地储备债务将进行置换，融资主要依靠财政和地方债、或是土地财政改革的序幕。将认定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存量土地贷款，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并逐步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予以置换。在现在利率环境下，发行五年期地方政府债券票面利率在3%左右，低于银行贷款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且发债难度较小，减轻土储机构负担。

融资主要来自财政和地方债、或是土地财政改革的序幕。《通知》要求，土地储备机构新增土地储备项目所需资金，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财政资金中统筹安排，不足部分在国家核定的债务限额内通过省级政府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筹集资金解决。在政府财政紧张的区域，未来市政债的需求势必会大幅提升，市政债的成熟将有助于地方政府改变建设资金的筹措渠道，土地财政的改革或将慢慢拉开序幕。对政府而言，债务期限延长、利率降低，且银行贷款转变为债券，流动性大增；对银行而言，债券投资不属于贷存比计算范围，银行贷存比下降、流动性大增，风险资产规模大幅下降，资产质量提升。因此，资金渠道的变化，或旨在降低杠杆率，改善信贷资产质量，改变信贷资金流向，此外，由于一般土储中心7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现在银行融资渠道将使得土地储备融资能力大幅下降，或将系统性压缩土地供应规模。

三是严控资金使用、部分区域土地供应加大、低价面临下调压力。资金使用范围明确。《通知》对土地资金具体使用范围进一步明确，且指出土地储备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机构日常经费开支，两者应实行分账核算，不得相互混用。

明确现有土地储备规模较大的，要加速供应、部分城市地价面临压力。避免由于土地储备规模偏大而形成土地资源利用不充分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由于集中今年前必须完成相关整改，预计部分土地收储较大的城市或将面临短期低价调整压力。

那么未来土储机构与城投公司的运作模式该如何改变呢？

土储机构是指在各级政府批准权限范围内，通过收回、收购、征用或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进行储存或前期开发整理，并向社会提供各类建设用地的机构。土储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其所产生的政府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一级土地开发整理，可分为政府主导的一级开发模式和企业主导的一级开发模式，模式不同融资行为也不同。

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地方政府通过财政专项拨款或投入国有股本成立土储机构。土储机构通过招标、招商的方式来引入开发企业（一般是城投企业），开发企业通过开发整理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在这个模式中，土储机构为主要融资方，开发企业承担开发整理功能。

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土储机构通过征地拆迁的方式获得土地，与开发企业签订回购协议，开发企业（主要是城投企业）融资进行土地整理及基础建设。在这个模式中，开发企业为主要的融资方。

对土储机构、地方政府、城投平台产生什么影响？

土储机构的职能进一步集中。2012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中只是要求实施名录制，但并没有限制数量。而本次新规明确法定行政区划原则上只能设臵一个土地储备机构，使得土储机构的职能进一步集中，特别是对于同一个行政区划存在多个土储中心、存在多种土地开发模式的城市。

土地净供给可能收缩，缓解政府债务压力。根据新规，土储机构的融资主要依靠土地收益基金、土地出让收入及地方债，融资难度上升，土储机构的净供给可能出现收缩。但考虑到当前土地市场遇冷，可供应的存量土地仍然充足，相应地减少了财政土地支出压力。此次新规旨在剥离土储机构的融资职能，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对主要从事土地开发的城投平台可能偏负面。在政府主导的一级开发模式中，由于土储机构融资难度上升，城投平台可开发的土地相应减少，这对城投平台有负面作用。在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中，城投企业的土地储备业务可能被剥离回土储机构，城投企业利用土地储备融资受阻，影响也偏负面。

对主要从事非土地开发的城投平台可能偏正面。。由于土储机构融资压缩，银行缺乏优质资产，将可能导致更多信贷资源流向非土地开发的城投平台，对这部分平台的新增银行贷款形成利好。

报告作者及声明

 

作者

仁达方略研究院国企改革研究课题小组

仁达方略研究院行业研究小组

    

致谢

仁达方略项目中心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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